1902年深冬，直隶省河间府的荒野上，老农赵三跪在结冰的田埂边，用枯树般的手指抠挖着冻土里的草根。他怀里揣着县衙刚发的“洋捐”税单：每亩地需缴粮一石二斗，而上一年蝗灾后的收成仅剩八斗。
三十里外的天津港，英国货轮“翡翠号”正鸣笛起航，船舱里堆着十万两刚从海关运出的白银锭，阳光照在银锭的“户部铸造”字样上，折射出的寒光刺痛了码头苦力的眼睛——这些银两行将变成曼彻斯特纺织厂的新式纺纱机，而赵三家终究的存粮，此时正在县衙粮仓里，等着贴上“庚子赔款专供”的封条。
这场继续三十九年的财富大搬运，始于紫禁城里一道耻辱的朱批。当《辛丑公约》规则的4.5亿两赔款分摊到四万万人头上时，紫禁城的算盘珠子却打在了最软弱的脊梁上。
朝廷的“理财能臣”们发明晰八十余种新税：山西的窗户要交“透光捐”，四川的茶馆开征“闲话税”，广东渔民下网需买“龙王爷香火钱”。
在湖北汉口，码头工人发现扛包的麻绳忽然开端纳税，税吏的算盘打得比江涛还响：“每根绳抽五文，这叫‘牵洋款’！”最触目惊心的是盐税变革。
当两江总督刘坤一将盐税进步四倍时，苏北灶户们熬出的盐堆成了小山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官盐局的马车把盐包运往通商口岸。
这些本该皎白的盐粒，终究在上海租界的买卖所里，与印度、日本生丝一同被打包成“东方债券”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用这些债券融来的资金，给伯明翰兵工厂下了十万支步枪的订单。
而在山东曲阜，孔庙的祭祀银器被熔成银锭的前夜，老祭司在账簿上含泪写下：“至圣先师之器，抵洋债三千两。”当紫禁城的宦官悄悄倒卖乾隆御笔时，一种更隐秘的掠取正在长江上延伸。
英国人赫德掌控的海关像台精细抽血机，每月初八按时将2100箱白银搬上外国军舰。这位掌控我国海关四十五年的洋总管，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：“咱们的汇率戏法能让每两银子生出三厘利息。”
他说的“戏法”，是指用白银价值降低做文章——当国际市场银价暴降时，清廷有必要多挖三十万两矿石补足英镑差价，而这些差额转瞬就变成了纽约地铁的钢轨、柏林电车的电缆。
烟枪成了朝廷“最趁手的提款机”。在陕西渭南，知县王树汶逼迫农人改种罂粟，红彤彤的花海下藏着本应种麦的良田。瘾君子们躺在烟馆里吞吐云雾时，不知道每抽一袋烟，就有五文钱流入汇丰银行的赔款账户。
1906年，全国税高达2700万两，足以制作三支北洋水师，但这些钱正化作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高炉铁水——十二年后，这些钢铁将变成炮击青岛要塞的炮弹。
最荒谬的戏码发生在紫禁城的高墙表里。当慈禧太后移用水兵经费重修颐和园时，她的梳妆匣里躺着一张汇丰银行的汇票；户部尚书那桐一边向日本正金银行告贷还俄国人的赔款，一边收受俄国道胜银行的“手续费”。
这种“拆骨熬汤”的告贷游戏，让本来4.5亿两的赔款本金，到清朝消亡时竟滚成了9.8亿两的阎王债。
而在河北保定，农妇刘王氏为凑八百文“辫子捐”，含泪剪下蓄了二十年的长发，她不知道这些青丝正被天津洋行制成假发，漂洋过海成为巴黎贵妇的时尚装修。
前史的挖苦在1905年到达极点：日本用甲午战争赔款制作的“三景舰”，此时正用庚子赔款炼制的炮弹，在对马海峡击退沙俄舰队。
当东京街头喝彩“皇国成功”时，辽东半岛的我国渔民正被日俄两边的炮弹逼得跳海逃生。
而在纽约，卡内基钢铁公司新建的轧钢车间里，工人们给通红的钢锭打上特别符号——“CHINA BOX”，这些用我国白银炼成的钢梁，行将成为旧金山大桥的骨架。
1911年深秋，当武昌起义的枪声穿透长江雾气时，汉口海关的银库里正在清点当日要运往汇丰银行的第十二万箱白银。
押运的英国水兵不会注意到，银锭上凝聚的暗红色痕迹——那是云南矿工咯在矿石上的血痰，是广东童工在熔炉前烫焦的指印，是河南农人卖女儿时按在契书上的血手印。
这些白银漂洋过海，在利物浦铸币厂被从头熔炼，冲压成带着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硬币，而这些硬币中的一枚，将在二十年后，被塞进侵华日军九二式重机枪的弹链。
这场继续半个世纪的财富大抽血，终究在前史的天平上称量出两个现实：抽干的，不仅是一个帝国的国库，更是一个民族的元气；养肥的，不仅是列强的工业巨兽，还有我国人骨子里“再不做鱼肉”的觉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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